阿来的身上，有一股拧劲儿。

当年《尘埃落定》写出来，用他的话说，“稍微像样一点的出版社都投过稿”，结果怎样呢？

“有回信算好的，大部分石沉大海。稍微带点新意的作品出来，很多人拿不准。”所以阿来觉得，艺术和出版的关系很微妙。

大家都在谈创新，可是真正有创新的作品拿出来后，又跟阅读经验相冲突。退稿理由主要是，图书出版市场化了，希望阿来的作品处理得“通俗”一些。

阿来回忆道：“也有的不是直接退稿。编辑说你改改吧，一二三提了很多意见。我那时比现在说话还冲：《尘埃落定》可以改：错别字。你可以不出，要出就只改错别字，因为我不能保证我每个字都敲对。”

从处女作开始就被“退稿”，阿来在文坛上从一开始就不顺利。他倒觉得这是好事，尤其是对年轻人，这样更接近文学本质，会回过头来在创作上下更多的功夫。

很多人走了捷径，找到知名的人把自己引荐到圈子里来，阿来也经常听到身边有人说，到北京去了，认识谁了。

80年代，很多作家都上了作家班，文坛作家们于是有了“同学聚会”，北大作家班、武大作家班，以及鲁迅文学院等等。

阿来不报名，也没有这个要求。他觉得那些内容通过学习就可以达到。

“不是理科，必须在某个国家的实验室才能学到。我就想自己学，剩下的东西就是人际网络的建设。我觉得我不追求这个。”

他说，选择写小说，就觉得这是可以靠个人能力达到的。如果见了谁还要点头哈腰，早就放弃了。

可是，中国这样的人情社会，文坛也不能出其左右。和他一起写作的都走红了，他还默默无闻。

虽然发表了不少短篇小说，但是因为不在那个“圈子里”，即便有作品发表大家也不大谈论他，会“假装”他不存在。

他不服气，一定坚持靠自己打拼在文坛有立足之地。

只是阿来没有料到，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网络支撑的社会，完全凭自己陌生的面孔打出一片天地确实很难。同时期写作的人20多岁就出名了，阿来却得到十年以后。

“我觉得没关系。我从来只问一个根本的问题：为什么我做文学而没有做其他，我有很多选择的机会。选择文学，不伤害我的自尊。我本来就是为了活得干净一点，才干了这么一件事。”

屡屡被退稿，阿来多多少少有一些挫折感，但他没有停留在顾影自怜上。这一遭遇直接导致他后来的行为——做杂志。

“我就想，我可能不像大部分出版界的人，文化产品不应该去迎合读者。”

他认为，这样的观点不是建立在切实的市场调查基础之上，而是揣测读者要什么。当他去做《科幻世界》的时候，引导多于迎合。

阿来用事实证明，文化产品，应该有这样一种责任，也应该有这样一种力量。

“如果光是发点书，赚点钱，这样的写作对我来说太可怕，还不如当农民去种地。我希望自己的工作有意义。”

他似乎从来没有对自己产生过怀疑。理由是，写作者同时也是一个很好的读者，读了那么多书，他对自己的作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。很多不出名的人，为了能够出书或者出名，不惜一切代价，很多人因此把自己的作品改得面目全非。

后来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来到成都，听说阿来手里有部长篇，提出带回去看看。

这部作品转到了编辑脚印手里。

脚印当即判断是部好作品，社里也准许出版，首印1万册，这在当时的市场环境下已经是个非常大的数字。

而脚印坚持认为可以印到5万册，就找到当时的发行部副主任兼策划部主任张福海(现为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对外交流与合作司司长)，极力推荐这本书。

张福海将《尘埃落定》带回家，一口气看到凌晨4点，看得泪流满面。

第二天他去找社长要求印5万册。

社长问：“赔了怎么办？”

张福海说：“赔了扣我奖金！”

社长追问：“奖金也不够呢？”

他坚定地回答：“那就扣工资！”

首印5万册的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。

结果面世第一年，就创下了销售20万册的奇迹。

《尘埃落定》参加第五届茅盾文学奖的评选时，阿来不认识任何评委，更不知道那次评选，终评委是以全票推选的。

《科幻世界》刚创办了一个子刊，他参加了南京书展，主要精力放在新杂志在订货会上首次亮相的推广上，想赶紧拿个几万份的订数。

接到获得茅奖的电话通知，他当时都没反应过来，等忙完以后，一想，咦，得奖了。

如今，《尘埃落定》已悄然走过15年，并创下了100余万册的销售纪录和单本图书海外版权量之最，并被认为是历届茅盾文学奖中最好的作品之一。

当时评委会给出的评价是，“小说视角独特，有丰厚的藏族文化意蕴。轻淡的一层魔幻色彩增强了艺术表现开合的力度”，语言“轻巧而富有魅力”、“充满灵动的诗意”，“显示了作者出色的艺术才华”。

《尘埃落定》的出版，在当年甚至被视为一个事件。而当时很多评论家自发地写评论文章，那时的阿来，一个评论家都不认识。

在《尘埃落定》出版畅销15年后，他依然深深地怀念多年前纯粹而浓郁的文学氛围。

“我经常说我不是一个作家，我上中学的时候都不曾知道作家这个词，甚至也不知道文学。”

阿来说，有一次他在放羊的路上偶然看到一张报纸，那上面关于京剧《沙家浜》的报道，是自己接触到的“首部文学作品”。

“它跟我在学校念的毛主席语录很不一样，文字可以有组合，放得好了，就很舒服。”

阿来被方方正正的汉字所牵引，认为组合文字是高级智力游戏，而他，对文字、语言有游戏心理。

阿来30岁之前已出版两部作品，这在当时已算功成名就。然而他对自己并不满意，随后就停顿了下来，进行地方史研究。

一停就是4年，直到突然一天有了在286电脑上写作的冲动，于是没有任何计划地写了起来。

“我中间还停顿了两个月，是为了看世界杯足球赛，直到意大利队的巴乔罚点球罚飞的那天，才又开了工。”

而这部偶然之作正是后来的《尘埃落定》。

对于这部作品的得奖，他却认为，得奖不能解决自己怎么才能把小说写得更好的问题。

有一年，他去参加另一个文学奖的颁奖。记者采访另一位作家，说着说着扯到诺奖了。

那位作家说：这就是我写作的动力。回过头来记者又来问阿来，阿来说：

“我也得了小奖，很高兴。自己主动想得奖的作家是可耻的，文学史长还是文学奖长？文学奖是和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一起来的，李白为什么写，写《诗经》的人为什么写，写汉代乐府诗的人为什么写？”

他说，自己是文学“原教旨主义”，一直在坚持文学根本。

阿来有自己的拧，但是也明白什么时候不该“拧”。他不会跟自己的内心拧，也不会和命运拧。

“我有点听天由命——听起来会让人感觉有点消极，但是人的命运有一个大的定数，再拧也别跟那个较劲。人都是有命运感的，有自然神性的东西支配它。”

他说，《空山》里有宗教感、有宿命感，生命里有光和神性的东西。但是很多人没有，所以不断地去满足自己的物质要求。

当然，他也坦率地承认，自己还是有点“享乐主义”，“我不用非法牺牲文学的方式谋取财富，但是赚到一点的时候，还是愿意享受生活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