回国以后，我的生活算是天翻地覆，这真他妈叫拜老凯所赐。为了跟他这个项目，好好一份公务员的工作辞掉了。这才知道世道艰难。打他那儿拿了笔钱，没怎么着就花光了。不过也算钱尽其用，我给自己添置了一套不错的摄影器材。开始给人打打零工，拍拍婚纱照全家福什么的。好听点儿，就是干上了自由职业者。这中间，抽了个空把婚给结了。不过我媳妇儿他老妈当时极力反对，说好歹一人民教师，千挑万选，最后怎么也不能嫁给个个体户，还拍过什么装神弄鬼的东西。可我媳妇儿一新时代的女性，最后还是义无反顾地投入了我这个火坑。说实在的，我心里挺歉疚的。特别见她安贫乐道的模样，也心疼得很。有时候我借酒浇愁。她就用坚定的目光看着我说，焉知非福。我就叹上一口气。

第二年年头，我正帮媳妇儿剥蒜吃饺子。老凯兴冲冲地打电话给我：兄弟，你时来运转了。我苦笑一声，说，凯爷，您老就积点儿德吧。作为改变我人生的人，别再忽悠我给您卖命了。

老凯就急了，说，马达，你别他妈的没良心。你知道洛迦国际电影节吧。我说，地球人都知道，纪录片界的奥斯卡啊。您可别跟我说咱那破片儿获奖了，广电局都懒得禁。老凯说，是啊。您获了个最佳摄影，中国第一人啊。请好等着上报吧。我听他说完，顿时蒙了，无语对苍天。蒙完了，扭一下自己的脸，生疼。我一把抱起我媳妇儿，说，我远见卓识的老婆大人，I 服了You，比章鱼帝还他妈准啊。

事实上，这部叫《魍魉人生》的记录片获奖以后，我的命运从未有大的改变。但毕竟让我觉得理想不至一无是处。也有了继续为五斗米折腰的勇气。我依然拍人、拍宠物，跟在一对对新人屁股后头，拍他们搔首弄姿的婚纱照。

有空的时候，我就把那只奖杯从书架上拿下来，擦一擦上面的灰尘。

年龄与阅历告诉自己，要淡定。直到《世界地理杂志》寄来了邀请函，希望我成为他们在亚太区的签约摄影师，聘任期为十年。

接下来的三年，我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。走南闯北，拍了想拍的东西，去了该去的地方。到了这年五月，公司说让我去下龙湾一趟，帮他们国家旅游局拍一个风光宣传片。我原本没有什么兴趣。但想一想，答应了下来。

我把一张《魍魉人生》的光盘，放进了行李箱。

工作结束后，我打通了阿让的电话。

他很意外，但似乎还记得我。他小心翼翼地跟我寒暄了一阵。我问，你是在顺化吗？

他犹豫了一下，说，不，我还在河内。

再见到阿让，是一个阴天的下午。空气湿热，汗闷在身上出不来。

他给我的地址在古城附近，但很难找。我在巷子转悠了好久，终于找到这个门牌号，是一处残破的民房。

民房前面，有一个水洼。几个小孩子正蹲着，专心致志地看着什么。我走过去。水洼里有东西轻轻地蠕动。当我认出是一只初生的老鼠，有些反胃。小孩们撩起骯脏的水，泼向老鼠。老鼠挣扎着想要爬出水洼。他们就把牠的头按下去。

水洼的边上，是一丛栀子花，大朵大朵的白，开得很招摇。

没待我敲门，一个粗壮的男子，光着膀子走出来，把一盆水泼到水洼里。小孩子一哄而散。

我问他，阿让在哪里？

他开始没听明白。终于听懂了，指指楼上，说，他可欠我两个月的租了。

我沿着木梯往上走。楼梯已经不太结实，踏上去发出“吱呀”的声音。扶手上栖着几只鸽子，侧过头，用好奇的眼神看我。我走近了，牠们就退后几步。我挥了一下手，牠们就扑扑啦啦地飞走了。

楼上门开着。

我看到昏暗的房间里，没有开灯。房间很小，阿让正坐在一个蒲团上，喃喃地说着话。黄昏的光线穿过窗户，正照在他脸上。阿让留了个平头，比三年前瘦了许多。留了连鬓的胡子，也显老了。

他紧紧闭着眼睛，右手放在一个看起来很油腻的假发上。面前是个中年男人，面目不清楚，我只能看见脖颈上纹着一条龙。

我知道他正在进行“问米”的仪式，假发或许是逝者的遗物。我没有打扰他，靠着门框站着。我正打算点起一支烟。

这时候，那个中年男人呼啦一下站起来，一拳打在阿让的鼻梁上。

阿让睁大眼睛，惊恐地看他，同时发现了我。他揪住阿让的领子，正要再打下去。我一个箭步冲过去，握住了他的拳头。

我说，哥们儿。怎么着，跟这儿动粗来了。

他挣扎了一下，仰视我一米八十的身形，放下拳头，忿忿地说，没本事，就不要装神弄鬼。

我箝住他的脖子，你再说一遍，谁他妈装神弄鬼，你丫欠抽啊。

他的广东腔成了哭腔，说，我大佬，怎么可能把我的名字说错。

我手头的力气一懈，他挣脱，夺门而逃。

我冲出去，大喊一声，臭小子你给钱了没有。

让他走吧。我听见阿让轻轻地说。

他站起身，用手背擦了一下嘴角上的血迹，捏起那团假发，扔出窗外去了。一边说，这个人投资失败，要跟他死去的哥哥问计。人生在世，富贵在天。问鬼能问出什么来。

我沉默了一下，终于说，你他妈也真能忍，他当你是骗子呢。

阿让苦笑。

他倒了一杯水给我，然后把房间里的香熄灭了。

空气就干凈了些。有悠悠的栀子味传上来。但是，仍没有遮没另外一种气息，隐隐的，清冽而略微刺鼻。

我问，你没有回顺化去吗？

他说，还要回去干什么。“生生生，虽生何所用。”戏文里说得清楚。唱了这么多年，如今才看透。

我看这房间里，没有什么家具摆设。只有一张床，一张桌。搁了几只蒲团，连神坛都免了。墙上有一道曲曲折折的裂缝，从天花一直延伸到地板上。

我说，你这几年都住在这里？

他笑一笑，说，寒酸是吧。这一行的生意没以前好了。每年总有这样的时候。熬一熬吧，熬过去就好了。

我说，对了，有东西给你看。

我就打开带来的计算机，把光盘放进去，然后说，你等着，从头看。十一分的时候就有你了。

是吗？他盯着屏幕。他很少有这样的目光，像是一只等待猎物的小兽。当看到自己出现时，他脸上泛起了笑容，说，你看，那时候穿得多傻啊。

我看到他的眼睛兴奋起来了。

看到那对中年夫妇，他的目光又黯淡下来。他说，唉，也不知道这老两口怎么样了。就这一个孩子。

我说，人各有命，你帮过他们。也算了了他们的一桩心愿。

这时候，他沉默了。

半晌，他问，你真的相信我？

我很肯定地点点头。

他垂下脸，又抬起来，似乎下了很大的决心。他张了张口，终于没有说话。

你，想过回中国去吗？我看着外面。

这时夜幕降临。房间里的光线暗下去。阿让挪动了一下，打开了一盏灯。这灯是油灯的样子，里面却是一盏不太明亮的灯泡。光透过蒙尘的玻璃罩，打在墙上，是个弧形的光晕。

来了，还回得去吗？阿让的声音很轻，像是说给自己听。他打开抽屉，抄出一册笔记本。翻开来，小心地取出了一张照片，递给我。

照片是黑白的，看得出经了年月，已经有些发黄。上面是个古装的女人，有明亮的眼睛和宽阔的额头。

阿让说，我是为她来的。

我进团的时候，就知道她了。阿让眼睛看着一个虚无的方向，并没有期待我问什么。

他说，那一年，我刚刚从戏剧学校毕业。她已经是我们团里最红的花旦。听人说她是余姚人，从县剧团上调过来。当初她来了，团里好多人是科班出身，都不服气，说她是野路子。可是，一两个月后，就没人是言声了。只要她主演的剧，总能博个满堂彩。一样的唱白做科，她唱《葬花吟》，就能唱出人的眼泪水。一样的头面，她穿戴起来，就是个活脱脱的卓文君。

说到这里，阿让从我手里拿过照片，定定地看。他用手指在上面轻轻抚摸了一下，说，那时候，她在台上唱，我就在底下坐着听。听她唱《碧玉簪》，唱《盘夫索夫》，总是听不够。听得忘了自己去练功，被我们组长罚了面壁。我那时总想，要有一日，能跟她对手演上一出戏，该多好啊。我也知道这是个梦罢了。她怎么能看上我这个毛头小子呢。可有一次，剧团周年庆，排演一出《追鱼》。临到演出前，演张珍的演员突然受了伤。B角竟然是我顶了。她看看我说，这孩子是工“官生”的，不合适。我也不知哪里来的勇气，说，让我试试吧。

她点点头，一场彩排下来。她笑一笑，对我说，唱得好。一双桃花眼，人小鬼大啊。说完了，她摸摸我的头。

那是我唯一一次和她同台。阿让看我一眼，说，后来她送我这张剧照。打那以后，在团里也很照顾我。她烧的狮子头，好吃的很。还给我织过一条围巾。团里的人就说，她收了个大儿子。我听了，心里头不是个滋味。那年我十八，她三十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