必须为小说申辩，正如我们不得不为诗申辩。问题不在这个时代的小说或诗写得好不好，问题在于，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一种力量正在大行其道，依据这种力量对世界的规划，一切深奥的、复杂的、微妙的、看上去“无用”的没有现实紧迫性的事物，一切令人沉静、柔软和丰富的事物都是可耻的，都必须予以嘲笑和剿灭。在这个世纪之初，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最热衷的事情之一就是，宣布他们的文学死了，小说死了，诗死了，他们是在欣快地宣布，文学包括小说和诗的基本价值正在毁坏和将被遗忘。

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，文学、特别是小说就在不断退却，小说家和批评家们，小说的编辑者，他们知道小说正在遭遇危机，他们以为他们想出了解决办法，该办法就是要全面地取悦于人，为此他们强调两点，第一好看，小说一定要好看，要讲故事；第二，为了好看，小说要写实，不仅在艺术手法上写实，更要在世界观上“写实”——小说所提供的世界图景、它对世界的看法要和我们想象中的多数人一致起来，必须合于他们的经验尺度，让大家觉得世界正如所料。

十几年过去了，小说没有得救，小说正在沉沦。为什么？在我们如此讨好你们——在座的朋友们，你们是我们的客户，是我们上帝——之后，你们为什么还是不喜欢？

很多人开出了灵丹妙药，他们告诉我们：还不够，这说明小说还不够好看，小说还不够“现实”——在媒体上、在各种场合我经常看到和听到这种高论，每当这种时候，我都觉得像是落到了一个发疯的大夫手里，他认为治病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的药，他的药是不可能不灵的。

我丝毫不怀疑小说有一个取悦大众的问题，我绝对无意吁请小说回到已被全中国人民深恶痛绝的象牙之塔，我相信，即使谁想这么干，以中国之大，也已经放不下任何一座象牙塔了。我更不想否认小说与这个时代的经验有着血肉联系，小说必须正视它和表现它。但是，我认为，小说的颓败主要不是由于它还不够好看和不够“现实”——让我们有点现实感吧，我们得承认，小说无法和“超女”竞争，无法和《新闻联播》竞争。

我们不妨想象一下，如果明天小说在这世界上消失，小说家们都改行去做公务员或开杂货店，那么我们会损失什么？我们不会失去故事，我们仍将浸泡在无穷无尽的故事之中，我们也不会失去“现实”，大众传媒已经海量地满足我们对“现实”的消费。

那么，我们将失去什么？这个问题关乎小说在这个时代的基本价值；或者我们可以换个说法，对此时这忙忙碌碌的庞大人群中的某些人来说，他们需要理由：为什么读小说？

现在，我就试着给出理由。

第一个理由，读小说，因为人是会死的。

刚才有一位朋友说他平日喜读《圣经》。我很尊敬他，在我们中间，一个人耐心地读《圣经》，他在自己的生活中维持着一个精神向度，他意识到生活和生命有终极意义问题。而这种意识，在我们绝大多数人心中已经失去，或者未曾有过。大家刚才都谈了自己喜欢的书，概括起来不外乎两种：一种是励志，告诉你必须努力，必须打起精神奋斗，否则你以后后悔都来不及；第二种则是告诉你有了志向该怎么办，如何忙活以便走向成功。都很好，都能让我们心慌，坐不住，闻鸡起舞；这两种书都是关于“现在”的，它们告诉你现在最重要，抓不住现在你就失去了一切。这无疑是真理，而且是人与动物共享的真理，一个狗或猫或一只螃蟹，它的生命也只有“现在”，它对生命的全部感知就是“现在”，而人与狗或猫或螃蟹的一个小小的、但决定性的区别是，人知道自己会死，知道一切都将烟消云散，意识到这一点他对生活和生命的看法就会复杂起来，他就不得不思考人生意义之类的问题。

这和读小说有什么关系呢？有关系。小说就是一种面向死亡的讲述。任何一部小说——我现在谈论的仅仅是我认为好的小说——无论它写的是什么，不管主人公在最后一页里是否活着，它都受制于一个基本视野：它是在整个人生的尺度上看人、看事，也许小说呈现的是一个瞬间、一个片断，但是，作者内在的目光必是看到了瞬间化为永恒或者片断终成虚妄，这就如同一趟列车，车上很热闹，但有一个人知道这趟车的终点在哪儿，那就是死亡——小说在死亡的终极视野中考验和追究生命。

这听上去似乎悲观，会让一些老实得像火腿一样的好心人受不了，但这绝非虚无。在我们这个时代，我们的文明、文化、生活方式、经济方式和思想方式的一个根本特点就是，我们努力忘掉自己的死，好像这件事永远不会发生。在传统乡村，一个人正当壮年就置办一口棺材放在家里，一个人的死是一个公众事件，需要举行盛大仪式，死亡充分地进入日常经验和公共意识。但在我们这个现代社会，死几乎是一桩隐私，同时，死又在电视上、报纸上被不厌其烦地展示，它被展示为战争、灾难和事故的后果，那是人类生活中的偶然，是不该发生的事，特别倒霉的人才会死，死亡不再作为生命中的必然进入我们的意识。

人不知死才会成为虚无主义者，才会否定生命的根本意义。这个时代到处都是亢奋的虚无主义者，我们沉溺于一地鸡毛的重大意义，升官发财包二奶有意义，瘦了三公斤有意义，穿什么衣服开什么车也有意义，全部生活、你周围的一切都告诉你这个，我们日日夜夜为此奔忙。

我们拒绝思考这忙碌本身，回避列车的终点问题，对我们来说，唯一有意义的就是现在，我们倒真是贴着地面行走，但别忘了，所有哺乳类动物中只有人梦想着飞，飞是对生命的最大肯定，把人固定在地面上，只看见眼前三尺，那是对生命的贬损，是最彻底的虚无。

而小说，它是反抗虚无的堡垒——而且，我相信，就我们的文化的具体状况而言，它可能是最后的、最英勇的堡垒。孔子说，未知生，安知死，小说是知死所以知生，小说相信个人的生命是一个有意义的整体，它反对将人简化为零散的碎片，小说看到“有”，看到我们的欲望、看到围困着我们的物质，小说也看到“无”，看到欲望的尽头和物质的尽头的横亘着的死亡，看到人的精神力量，在“有”和“无”之间，我们的生活成为探索“存在”的英勇斗争。

至少自小说有了明确的作者，成为完全的个人创作之后，这个“有”与“无”的问题就是它的根本动力，兰陵笑笑生一开始就知道，西门庆将死于他的欲望，曹雪芹看到了“花团锦簇、烈火烹油”，他同时穿越这一切，看到了“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”。即使在民间叙事传统中，这也是一个基本调子，《三国演义》开卷就说：“滚滚长江东逝水，浪花淘尽英雄。是非成败转头空：青山依旧在，几度夕阳红。”就是于人世的大热闹之中看出了千秋万岁的大静。

小说为这个世界、为我们的生活所见证和维护的东西就在于此。小说之所以反抗虚无，就是因为它在死亡在场的情况下检视和求证人生的意义，它告诉我们，人如何选择、行动、死亡而依然自有其意思，人如何向死而生。

我知道，我可能把小说这件事说得太重了，小说不是宗教，它不能解答终极意义问题，这也并非它的职志，但是，考虑到中国的文化状况，考虑到我们面对着人心和世道的大变并无多少可用的精神资源，考虑到小说自现代以来建构中国人精神世界的重要作用，我认为，小说的问题不在于它是否将要衰亡，它面临的考验是，如何回到它的精神原点上去，勇敢地面对和处理我们的精神困境，勘破重重幻觉，让我们穿过那些名牌、成功、减肥和口舌之辩的喧闹，直接触摸我们的存在。

与此相联系，就有了读小说的第二个理由：小说保存着对世界、对生活的个别的、殊异的感觉和看法。

这是小说的现代功能，古代的小说不是这样，或者说，小说的原初形态比如故事、说书不是这样。在故事和说书中，讲述的是对世界和人生的普遍看法，世界就是这样，我们大家都这么认为，没有什么不同意见，好，现在我给你讲个故事，证明这个道理是对的。

但是，当小说演变成个人创作的时候情况发生了变化，为什么《红楼梦》了不起？就因为曹雪芹说，不对，世界不是你们看到的那样，现在我说说我看到的，人生也不是只有你们认定的那一种，现在我来探索另一种可能。曹雪芹的这种个别看法至今也还挑战着中国人的世界观和人生观，好孩子应该读书上进作官，贾宝玉说，那有什么意思？人生的意义就是和几个冰清玉洁的姐姐妹妹相守着，赏花吟诗喝酒。